《六人》：他者视角讲述中国人的故事，但与全世界有关

4月16日，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上映。这个日子，同时也是109年前泰坦尼克号沉没后的第二天。如果不看《六人》，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不会知道那艘大名鼎鼎的游轮上还有八名中国乘客，并且其中有六人在灾难中幸存。

但有意思的是，影片的导演罗飞（Arthur Jones）和首席调查员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都是在中国定居多年的外国人，但中国人自己却几乎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罗飞在刚刚开始考虑要不要做这个片子时候，曾经向周围的中国朋友咨询，但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泰坦尼克号上还有中国人？”

中国观众对于那场灾难的认知大多源自詹姆斯·卡梅隆轰动一时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影片结尾杰克和露丝趴在一块漂浮的门板上等待救援的场景，其实灵感就来自于一名中国幸存者的真实经历，并且真的拍了这一段，只不过没有保留在正片中。作为本片监制的卡梅隆得知《六人》即将在中国上映，特意发来一段视频，亲口讲述了这一段往事。

《六人》主创团队合影，中为卡梅隆，其左为导演罗飞，其右为首席调查员施万克。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这是一段被刻意隐去的历史，有关移民、偏见、种族主义和上世纪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当时的华人移民在西方主流媒体叙事中被刻画成丑陋的“他者”。但真相始终有迹可寻，散落在世界各地有关泰坦尼克号上幸存者的尘封档案在一百多年之后重新被《六人》公之于众。

上个世纪初，大量华人移民的故事始于一个叫做“台山”的广东滨海小城。如今那里已经是著名的华侨之乡。在幸存的六人中，四人来自台山。罗飞告诉界面文娱，他们曾几次去到台山，再到下川岛。那里有一个小的港口叫做“石咀”，如今看起来那只不过是一个貌不惊人的小海湾。但一百多年前，我们故事的主角连同大量的同胞就是先从那里出发，然后到台山，再从台山去香港，在那里会有许多代理公司帮助他们联系工作，接着再从香港转去欧洲或者美国。“他们的路线很明晰，就是在那里开始的。”

影片主创及其合作的20位调查员历经五年的搜寻，踏足全球20多个国家和城市，与上百位联系人进行访谈，最终以一种悬疑的叙事手法将整个追寻的过程记录了下来。

这个故事全世界都能分享

《六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并没有简单讲述六名中国乘客如何被救的过程，也没有将重点放在与种族主义等人类社会痼疾相关的问题上，而是一直追踪着他们人生的轨迹，漂泊、离散、困顿和最终的落地生根。

这是罗飞喜欢的角度，“我感兴趣的永远是人。特别是当他们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出来，我会觉得很荣幸。”他喜欢跟拍人物，一种非常纯粹的做纪录片的方式。他的作品《阳关三叠》讲述三位退休音乐家决定筹办一场音乐会的故事，展现他们在走入人生暮年之后从荣光到失落、然后再度闪耀的过程。历时五年，影片完成的时候这三位音乐家已经有人过世。

“《阳光三叠》那种故事是比较适合我的，”罗飞说，“我拍海洋历史相关的题材也是比较喜欢人物的故事。”在2013年的时候，他曾经和施万克合作过一部海难题材的纪录片《海神号事件》（The Poseidon Project）。

不同于罗飞，施万克是一名海洋历史学者。他始终热爱的是与海洋相关的探险故事。“如果你对海洋历史有兴趣，那你肯定对泰坦尼克号有兴趣。如果你能为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再补上一小块，那当然你会做。”施万克告诉界面文娱，“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他们是中国人。当然这些幸存者是指中国人，但他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外国，在英国、加拿大、美国别的国家，也有相当长的时间呆在海洋上。”

志趣迥然不同的两人在2013年合作了一部海难题材的纪录片《海神号事件》（The Poseidon Project），感觉非常满意，就开始琢磨着要再合作一部作品。在寻找选题的过程中，施万克发现有关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幸运的信息，于是推荐给罗飞。

“我觉得有意思。我开始想，一共有八名乘客，六人幸存，这个幸存率是非常高的，比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乘客幸存率要高很多。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也许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而且，中国人对泰坦尼克号这么感兴趣，却不知道上面有中国乘客，如果把这两点结合起来，观众应该会感兴趣。”

但罗飞一开始是拒绝的：“不是吧，又要拍海难？而且还是泰坦尼克号这个老品牌，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施万克的做法是隔一段时间就“敲一下他”，给他看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看看这个”。

后来罗飞发现，泰坦尼克号的故事真的不止属于那个年代，而且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希望这部影片之后五年甚至十年，人们都会知道泰坦尼克号不只是泰坦尼克号，这个世界发生的很多事情，人类都有参与，并不只是某一个国家的事情。《六人》是一个属于全世界的故事，所有人都能分享。”

罗飞和施万克在《六人》拍摄现场，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随着调查的深入，施万克慢慢发现，这个故事其实有更多的纵深感。“泰坦尼克号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焦点：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他们的故事，更加了解到泰坦尼克号的全部故事；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在从这个灾难幸存之后，他们的人生还遇到了什么问题。”施万克告诉界面文娱，“所以我觉得整个的纪录片是一个有关中国移民或者华人劳工的故事，不止是泰坦尼克号这一件事。换句话说，泰坦尼克号并不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苦难。”

这与罗飞的观点不谋而合。由此而展开的故事，最终看上去像是一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在乱世中出走、在未知的大陆上求生存的史诗，也是当时的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逐渐融入现代世界的缩影。

为什么他胳膊上有水果纹身？

“Enjoy life。”

在等待救援的漫长时间里，露丝靠着杰克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支撑下来，并且度过了自己无悔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又回想起这句话，想到杰克几乎全身浸在冰寒的大西洋海水中，把唯一的救命门板让给自己。当东方露出鱼肚白，一艘救生船终于返回，泰坦尼克号的五副罗威不停大喊：Is there anyone alive out there? Can anyone hear me? 死寂一片的海面上响起露丝的口哨声。她得救了。

《泰坦尼克号》露丝和杰克趴在一块漂浮的门板上等待救援的场景，图片来源：《泰坦尼克号》剧照。

这是詹姆斯·卡梅隆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感人至深的一幕。年迈的露丝最后将海洋之心抛入海底，她和杰克的故事也随着一起沉入大西洋。但现实中，因为趴在漂浮的门板上而最终得救的方荣山度过了他永远无法释怀的一生。他是否后悔当年自己远涉重洋的决定？他是否像露丝一样作为幸存者enjoy life？斯人已逝，我们只能在浩如烟海的档案和后来人的模糊记忆中寻找线索，勉强拼凑起一些片段。

方荣山的故事不仅启发了卡梅隆的电影结尾，还为泰坦尼克号上中国幸存者的研究打开了一扇窗。罗飞和施万克在接受界面文娱采访时都不约而同提到，“好像是方荣山在指引着我们一样。”

要查询一百多年前留下的档案记载，要找到一百多年前那些人的家族及后代亲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线索可能千头万绪。但施万克告诉界面文娱，调研最开始的时候线索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方荣山的线索来之不易，但却是这几个人中最为完整的一条。

施万克带领调查员从泰坦尼克号登记的乘客名单入手，但由于中文名在方言发音和英文转换之间的问题，他们在确认这些人的真实身份时花了不少时间。方荣山的名字在被登记成Fang Lang，后来他们从泰坦尼克号的论坛上发现了一个珍贵的线索——有一个名叫Tom Fang的人回复他们的邮件，这个人就是方荣山的儿子。

有意思的是，Tom Fang也想要从他们这里了解到更多关于自己父亲的信息。“方家，就是Tom一家，对我们非常热情。”施万克说，“他本人跟他爸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父母离婚多年，不会说中文，也看不懂中文——我们还以为他会说台山话。”

与其说是《六人》在做调研，不如说这是一场双方对于同一真相的共同追寻，这种互动把方荣山“塑造”成了影片中形象最为立体、性格最为饱满的一个人物。

《六人》中形象最为立体的人物——方荣山，图片来源：《六人》剧照。

起初，Tom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连母亲从来没有听自己的丈夫提起过。在他的印象中，爸爸总是衣着得体，喜欢西装，不爱说话。他记得父亲有几次很骄傲地向同乡介绍自己，“他说‘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儿子’”，但是得知父亲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事情还是听堂哥说的。

方荣山像许多移民到美国的华人一样，为自己在国内的亲戚也移民来美国做担保，提供资金和身份资助。施万克的团队也采访到了方荣山的堂哥。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刚刚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第一眼看到的方荣山就是穿着得体的一套西装。第一天晚上为他们接风聚餐的时候，方荣山特意告诉了他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事，“好大船。”

这多少令Tom感觉到有点难过，他并不了解自己的父亲，反过来父亲也从来没有打算把发生在自己身上最重要的经历告诉亲生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呢？

“以他的想法和经验来说，他当然想要一个来自台山的妻子，但其实两人差距很大。”施万克对此的理解是跟年龄有关，“他结婚的时候已经60多岁，而且他的这个妻子也是别人介绍给他的，也是从中国到美国之后才结的婚，当时她才刚刚20岁出头。那个时候，方荣山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快50年了。”至于为什么荣山反而不跟自己的妻儿谈及，施万克说“也许他就是习惯了”。

这也许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其他的我们只能猜测。例如，方荣山一直到去世都在不断给自己远在大洋彼岸的亲戚寄信寄钱。他的根还留在那个台山海边小岛上的村庄里，在那里，他没有秘密。

当《六人》的拍摄团队到达他的家乡的时候，当时还健在的一位方荣山的后辈亲戚忽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背诵起他在信中曾经写过的一首诗：“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还有三四个，抹干眼泪笑呵呵。”罗飞和施万克在现场都惊掉了下巴，就是这首诗最终印证了Fang Lang就是方荣山，同时也透露出他更多的人生细节。

“我觉得大家的下巴都掉下来，然后我把我的小本子拿出来，赶快记下来。”施万克至今提起都仍然觉得那一刻很奇妙。“我觉得特别是拍纪录片的话，你知道a点，从哪开始很明确，然后b点，就是你要去哪儿也很清楚，但是中间的过程很曲折，你不能控制……所以，这真的就像是方荣山在抓着我们的手让我们过去。”

罗飞也是一样，因为在那次正式拍摄前，他已经认识这家人两年了，但他们从来没有提起过这首诗。

“我们后来也知道了，在去美国之前，方荣山其实是上过学的。而且他有很大的野心和梦想。我不想说他最后失败了，但是他没有实现这个梦想。”

根据罗飞的讲述，方荣山一直想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尽管那个时候有“排华法案”，但商人这个身份还是被允许自由来往于中美两国之间。他怀着这个梦想，和自己的两个朋友踏上开往美国的船只。但他们最初只能作为最低级的司炉工谋生，登上泰坦尼克号上是因为他们被临时派往南美航线工作，是三等舱的合法乘客。和另外五位中国幸存者一样，方荣山获救之后不被允许在美国逗留，而是被转到安妮塔号上继续工作。在查阅后来的档案时，罗飞发现方荣山登记的物品跟别人不一样，“他在船上工作时还带了西装、领带，跟其他船员的物品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怎么可能只满足于做一个水手呢？”罗飞说，“但是他的两个朋友在泰坦尼克号事故中死了，他没有办法，只能继续留在船上。”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这一切，Tom从来都不知道。“这故事并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帮助现在的人去了解过去，有可能一些地方会让他们感觉不舒服。”罗飞告诉界面文娱，“但刚开始我们并没有想到Tom也会受影响。他心里有一些空的地方、一些黑暗的角落——我和我爸爸的关系那么不好吗？怎么连他做过水手、上过泰坦尼克号的事情都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并不知道爸爸为什么那么做。”

但是他的确记得有那么一两次，父亲在天气热的时候把衬衫的袖子挽上去，露出胳膊上的纹身。“方荣山是那么喜欢穿正装的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七八十岁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他怎么会有纹身呢？Tom还发现，这个纹身的图案是水果，香蕉、柚子。”罗飞最开始也很疑惑，这跟方荣山的性格不符，“后来我们去研究了，那个时候有纹身的中国人大部分做过水手或者海军，因为西方的海军或水手做纹身是一种习惯。为什么纹的是水果的图案呢？因为后来他去的安妮塔号是一艘专门运输水果的货轮。”

从泰坦尼克号上幸存之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方荣山才以合法的移民身份进入美国，然后娶妻生子，开始新的生活。但此时的他已经垂垂老矣，是否还和当初那个“天高海阔浪波波”的少年一样，即使再次面对冰山沉船，也能“抹干眼泪笑呵呵”？我们不得而知，他似乎有意要隐瞒或者忘却前半生所遭受的苦难。在《六人》的片中，我们得知，他曾经开过公司，但最后也以失败告终，只得在餐馆做服务生。他的梦想终究是没有实现。

对此，施万克有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方荣山的故事也是成功的故事，他成功了，他是幸存者。不管是梦想或者理想的生活，他至少实现了其中一部分——终于变成美国公民，并在那里结婚生子。”不过施万克也很遗憾，“可惜没有机会问方荣山，他自己觉得有成功了没有。”

白玫瑰咖啡馆的消失

比起方荣山，李炳（Lee Bing）的故事更像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假如他的身份能确定的话，那么我们会得知，李炳最后辗转到了加拿大，并且开了一家名叫White Rose Coffee（白玫瑰咖啡）的咖啡馆。《六人》的团队走访了那个城市，街市还保留有当年的基本样貌。对比档案馆的老照片，你会产生一种时空交错汇合的恍惚感，那块牌匾仿佛仍然挂在那里。

一些年迈的受访者讲到自己的父母曾经提到过的白玫瑰咖啡馆是什么样子的。咖啡馆的主人叫做Lee Bing，是一个非常友好而健谈的中国人。他有时会跟来喝咖啡的客人谈起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这是不寻常的，似乎他是唯一一个曾经向外人谈论这些的中国幸存者。那时街道上经常会有小孩子在玩耍，而Lee Bing经常会从店里拿牛奶出来跟孩子们喝。

李炳在加拿大时期曾过着小康生活，图片来源：《六人》剧照。

这些是人们对Lee Bing印象最深刻的两点。但是Lee Bing一家突然消失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加拿大有比较成功的产业，开了咖啡馆、饭馆甚至洗衣房。《六人》的团队最终也没能确定Lee Bing的身份，也没有找到更多的线索。

是否跟加拿大当时的“排华法案”有关？这是一个疑问，Lee Bing一家忽然消失的确切原因如今仍未知。不过，在《六人》中，我们明确知道的是，那幸存下来的六个人并不能像泰坦尼克号上的其他幸存乘客一样被救治，他们无法合法登陆纽约（泰坦尼克号的目的地）。在海难发生后的第二天，他们便被遣送到各自的下一个工作地，开始又一轮的劳作。有人去了加拿大，有人去了英国，有人去了古巴，也有人的踪迹被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发现。

这其实反应了当时中国移民的共同命运：被拒绝、被流散、被拘禁。1882年，美国首先公布排华法案，华人劳工被完全排除在外，仅有少数几类人可以进入美国，但同时受到严格的限制。1910年，美国在天使岛上兴建了一座拘留中心，用以扣押那些可以合法进入美国的中国人。也就是说，所有想要进入美国的中国人，都必须首先在那里待着直到证明自己的身份为止。

在天使岛被关押的中国人。图片来源：《六人》预告片截图。

那里名为“天使”，但绝对与天堂无关，实际上是一所没有法律的监狱。被关进天使岛的人不仅要忍受缺衣少食的恶劣条件，还要经历无数次严苛的审讯，稍有不慎，便可能被遣返。假如不幸染病，也只能自生自灭。

《六人》里有几个镜头令人震撼——天使岛的墙壁上刻满了当时被拘禁在此的华人移民的诗句，描述被拘押、被虐待的感受。“那些诗句就像在说：别忘了我们在这里都经历了什么，别忘了这一切是为什么！”一整面墙的呐喊仿佛在那一刻溢出屏幕。尽管罗飞和施万克都是外国人，但在这个部分，《六人》拍出了属于中国人的独有的表达方式。

那些活着走出天使岛并且成功登上新大陆的中国人，不得不在他们余下的人生中一次又一次地经受被歧视和被迫害的遭遇，“纸生仔”（paper son）就是万不得已的选择。这是一道改名换姓的程序，意思是要把自己变成被担保人的儿子，从此所有在美国合法有效的文件都以新名为准，代价是，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身份，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六人》借一位研究者的口说道：“他们已经对改换身份习以为常，一个人得有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够在这样的世界生存下来？”

方荣山一定经历了这一些，所以在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中，他会有Fang Lang、方森等多个不同的名字。其他几个人也是如此。这些为什么他们的身份如此难以确定，踪迹如此难以追寻。又或者，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经历三缄其口的真正原因。在那个时代，对于远渡重洋的中国人来说，身份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活下来。再或者，完全知晓这段历史的Tom会最终消解自己与父亲之间的隔阂。

片中Tom曾经说起过一件事。父母离婚后，他有一次跟父亲一起去看一个要租的房子，出来应门的是一个美国白人，但是一开口就说绝不会把房子租给你们这种黄种人。已过古稀之年的方荣山听到后上去就给了他一拳，把人打昏了。“要知道那个时候方荣山已经七十多了，身高也就只有1米65左右，对方可比他高大多了。”罗飞说，“这就是他的性格，很有礼貌，但骨子里是一个fighter（斗士），他不会放弃任何事情。”

《六人》团队在加拿大查询有关Lee Bing的档案。图片来源：《六人》预告片截图。

看完《六人》，我们也只能窥见冰山的一角，就好像一百多年前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泰坦尼克号一样，永远无法看清历史的全貌。即便对于罗飞和施万克而言，也是如此。尽管已经搜集到这么多的信息，他们仍然觉得还有太多迷没有解开，这些人的故事远远没有被讲完。

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们找到很多当年幸存者的后代或相关人，得到了很多资料，遗憾的是无法在片中完全呈现。原因之一是，有些人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去讲述当年自己家人的故事，因为他们当年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如今依然可能还具备强大的影响力。

但罗飞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现在还以当年的道德标准去判断他们的话“是完全不对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会使用那一套标准来判断自己了。他指的是在泰坦尼克号救援的过程中被反复提及的Women and Children First，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人们对于中国幸存者的诸如“事先藏在救生船舱底”“扮成女人上救生船”的指责并没有证据。《六人》在片中以实证的方式去还原了当时最有可能的情况。

泰坦尼克号沉没了一百多年后，这个世界变好了吗？

“我当然觉得现在的世界有进步，但是也没有完全解决。”施万克表示，“纪录片给大家看的并不是近期发生的事，是一百多年前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所以我们还有地方可以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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